又不巧的是碰上了金融危机，国企连年亏损，债台高筑。为了拯救这个局面，大部分选择了牺牲一代人，通过拍卖、承包等方式，将国有中小型企业转为民间经营，一家家企业集团成立，工厂改革破产。上千万的职工被迫下岗，而此时他们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最难熬的时期。
这些下岗职工年纪都在四十岁左右，文化水平不高，初中毕业已经属于上等了，而他们从十几岁开始就进入工厂，其他的技能也不会，下岗之后无疑是沦为最底层的哪一类人。
被时代抛弃的这一代人，只能干着最辛苦的活拿着最少的工资，过着最卑微的生活。1999年，一份对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，80%-90%的下岗工人只能进入社会职业声望较低的传统零售、服务业或者临时就业岗位。相比于男性职工，下岗女性职工就更为艰难，他们统一面临的问题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太重，有病看不起、养老没着落、没住房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。乐观点的，继续蝇营狗苟的生活，说不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重新闯出一片天地；
有人会问，难道国家没有补贴吗？有，不多而且从上到下，这一环节中能捞油水的地方也多，真正发到职工手里的钱大打折扣，即便能解决一时的需求，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他们是冲在建设的第一线，曾是国家和人民的骄傲；在90年代他们却沦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，这确实是个难题，不好评说。好在这些老工人目前都已经进入退休养老状态了，尽管退休工资不高，但毕竟每年都能涨一些，相信这些老国企的退休员工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，国家也会尽力帮助他们的。
作为一个历史现象，下岗工人出现的起止时间较为模糊，具体数字难以统计，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，下岗工人在30年改革开放的中期出现，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。其间，每年下岗工人人数都维持在700～900万之间。
根据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》相关统计，中国历年累计的下岗职工约3000万。从地域分布看，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，东北三省占25%；从行业分布看，主要集中在煤炭、纺织、机械、军工等困难行业。
多年来，国家高度重视“下岗工人”问题。1998年出现“下岗”高峰之后，国家着力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。2003年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实施的两期“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”计划中，共有2000多万人参加了再就业培训，使168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。
与此同时，要求各级政府把“再就业”做为“民心工程”来抓，各地开始将企业裁员逐步依法直接纳入“失业保险”或城市“低保”，并积极推进“再就业”工程，使“下岗工人”这一特定人群正逐渐消失。
伴随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，“下岗”这一充满过渡意味的词汇终于淡出了历史舞台。
松林哥的亲堂弟舒伟，才初中毕业，一是成绩稍差，再者二伯荣恒为了保全女儿东芳继续求学上高中；
遗传渔家寨外公家族身高基因的堂弟舒伟，一米七五，人高马大，在南方的小山村，尤其显眼；有力气也能干活。
舒松林仍然改不了白天砍柴，晚上在煤油灯下秉烛夜读的习惯，村子里日落而息，全村安静的只剩下鸡犬相闻；松林房间的灯光常常底通宵不眠，如饥似渴的浏览一切只要是能找到的写在纸上的文字。
经常是日上三杆，村民已经在地里劳动半晌，舒松林才咿呀推开笨重而高大的厚厚木板门。
‘唉，大学生！’
邻居们摇摇头。
二爹舒荣红（姑姑），从温州皮鞋厂打工了几年，嫁出去的时候，风风光光的塑料大皮箱，用背篓背着的嫁妆，娶亲送亲队伍长长的。
（对，就是大家日常出差用的拉杆箱）
燕幺爹舒荣燕（幺姑姑）带着身高马大的舒伟正在坡里挖地，都在讨论计划这出发温州鞋厂打工的时间，要准备多少路费。
‘燕幺爹，也带我去温州呗！’
隔着横槽，舒松林卑微的喊着求道。
‘舒伟帮我干活是一把好手，舒松林干活路不得行，我不带你克温州哦！’（土语：去温州）
松林不知道如何往下接话。
盼望着儿子能读书成人的母亲，在远远的山坡听见对话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正在看报纸的舒松林，被二伯的‘施恩晚报’中缝一段文字深深的吸引了。
突然有人惊呼，松林他妈喝了农药。
什么?
‘我不带松林去温州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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