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句话表面没有问题的，若放在二十一世纪，定会有许多人为之鼓掌。我是儒生，但不仅读儒家的书籍，诸子百家也读，郑朗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可不会象这样吼得彻底。
不但读诸子百家，连一些杂书我都读，并且还察于行，看到农夫女工，要上去盘问一下，从理论到实践，进行反思。然后去掉所短之处，保留所长，明吾道也。
这样的胸襟是不是很远大？
确实，此言一出，正好宋朝诸大家们，将许多伪经义翻将出来，一一打倒在地，听到此言后，立即附庸，为之喝彩。
但当时，也有许多人感到不安，又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，只好说他披圣人衣，行他家法，甚至主要是法家法，仅说中了皮毛。记住了，这里是十一世纪，非是二十一世纪。
事实宋明在削继相权的同时，也在削弱皇权。某些时候，皇帝是有权，也非是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的，象征意义渐渐大于实用意义。大家需要的是一个皇帝维护这个秩序，这个统治，至于谁做皇帝，不要紧，只要他有法理性，不引起国家动荡，大臣就会立即认可。
但不能走远了。什么君主立宪，什么资本主义，什么共和制，此时出现必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。
包括一些学说。
“我曾说过养中，与为万世开太平等语，你有没有读过？”
“读过。”
“为什么我说它不可？”
“诸经义中却有许多错误，解元也曾指过，郑解元又说过类似的话，不能将前人的言论全部膜拜处理。”
“是有许多错识，并且远不是我与欧阳永叔指出那么一点，但不能说出这一句话，天下多少书籍，看一看杂书就知道大道所在了？天下有多大，不说党项、吐蕃与契丹，就说我们宋朝，天南地北，风俗各有不同，一个人眼睛能有多大，能看到过多少百姓，能听到他们多少心声？翻一些书籍，与一些百姓交谈，就可以明道了？”
“……”
“看书与实践结合我很赞成的，我所说的儒学，也是将它还归本原，放于实用当中，这才是夫子本义，用他的学问治国救民。是不错，先王时与后世异也，先王之道不能全部用于后世，选其优，节其劣。可什么样的人，才知道这天下的所需之道？我所悟的道，仅是修养自身，至今未想出来，况且是天下乎？”
“但总要有人去做。”
又是很蛊惑人心的话。你也保自身，他也保自身，这个国家怎么办？
因此郑朗抛出王安石这句名言，正是为了察看他的心性。
十二岁，一个可有可无的年龄，若是醒悟得晚，心性没有长成，自己可以教一教，权当再次报答一下小皇帝。若心性长成了，自己有作弊器，也未必有办法教导。别忘记了，他当初变法之时，有多少人相劝，有对他有恩的半个座师，有自家的兄弟，可谁能阻挡住他的步伐？
结果让郑朗很不满，这小子，“醒悟”了。
“我问你，为什么欧阳永叔在辨析《易经》时刻意说了一句，《易.系辞》繁衍丛脞，非圣人所作，乃汉初谓之大传也。又说故学经者皆有大传，不可废也？尊重耳！前人智慧，后人可以对其增补，不一定非要圣人。记住，这是增补，非是打倒，若一切打倒，用在治国救民上，必然统统颠覆，胆大妄为，会有什么结果？这个国家制度的完善，也是一点一滴在前人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的。没有尊敬畏惧之心，要么实施法家，此非我所愿也。要么离经叛道，更非我所喜也。更不要说尊师重道了。还有何道可悟！汝去吧。宋伯，备马，将他送回京城，若他父亲离开了京城，直接送往江宁！”
是不是很玄？
但放在郑朗与王安石这个层面，一点也不玄。
这才是真正的观一叶而知秋，若心性未稳定能教，为了宋朝以后减少一些麻烦，郑朗可以教一教。心性稳定，特别是王安石的心性一旦稳定，就是孔夫子前来，也未必能教得好。
小石子是听出来了，可也迷茫了。
但他很机灵，不能让郑朗将他送回去，一送回去，什么机会也没有了，伏下说：“晚生知错，晚生知错，一定要尊师重道。”
说着，用头叩地，叩得嘭嘭作响。
大娘看不下去，连忙将他扶起来，对郑朗埋怨道：“他还小，懂什么，你小时候岂不更顽劣？莫要将人家吓着。”
又看着小石子的头，这几下叩得真响，红肿起来了，心疼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别听他的话，郑家是我在作主。”
郑家是你做主，可你不能授我学问，又用眼睛可怜巴巴乞求着郑朗。
“不是我不授你，一是我没有时间授你学业。二是道不同也。陈寿曾言，三国时人皆论诸葛亮文彩不艳，为何三国多篇丽文湮灭尘埃之中，而亮一表留传千古？无他，一为忠节，二为谨慎小心。吾胸也大，吾志也远，”这是郑朗第一次承认自己也有些远大的理想，但又说道：“可是吾对前辈虽疑而重之，对治学更是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吾不是夫子，不择人而授业，没有本事做到。所以道不同，不相为谋也，更不要说师承传递！”
俺们不是一路子人，别拜我为师啦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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