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提到一些儒学，尽管压缩了它的字数，不得不做长考，欠下三更。好在这个午氏儒学快要写完了。再解释一下忠与恕，忠中于心，内尽于心，也就是所谓的大公无私，或者说做好事不留姓名。故我说它是一个理想境界。恕乃如心，如，往也，以己量人为恕。想要人对我好，我必须对人好。反过来说我对人好，人也要必须对我好。境界还是不错的，比忠境界上要差一点，但更实际。非是忠心耿耿与宽恕。今天打算补一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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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镇下去，暂时没有人知道真相。
言臣们没有说话，倒是知道真相的韩维最先开口，此时韩维乃是知制诰，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皆是两制官员，平时与范镇交好。
范镇下放，韩维奏事于便殿，说道：“人君好恶，当明见赏刑，以示天下，使人知所避就，则风俗可移。”
以前多个大臣对赵祯也谈到这个问题，赏得有功赏，罚得有过罚，为什么赏，为什么罚，诏书写得明白清楚，大家一看，原来是做了这件事赏的，大家一起学习。或者做了这件事罚的，大家以后一起注意，避免再犯错误。
若按郑朗意见，此举不可取。
因为情况在变动之中，例张咏治蜀可以说是无几个能比，但那条赈贫措施，给券春夏赐米钱，最后反而了弊病，韩绛下去才将它改正。
但有一个时间效应。
就象老子说，宇宙本来是无，再到一点，然后膨胀，最后塌陷，还是还于一，还于无。符合宇宙形成观。说得对，可是这个过程不知几亿几兆年才能实现。
人类文明史才几千年，想几亿几兆年后的事干嘛？
因此韩维提议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，一切公开，就不怕人主与首宰以好恶用人。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积意义。
或者换成郑朗另一句话，以事对事，不以人立事。
又说，圣贤思虑，不能全无过差，假如陛下误有处分，改之则足以彰纳善从谏之美。不怕犯错，就怕犯错不改正。君子知错能改，是美事。
又说，范镇诚有罪，自可明正典刑，若其所失止在文字，当函容以全近臣体貌。陛下前黜钱公辅，中外以为太重，今又出镇，而众莫知其所谓，臣恐怖自此各怀疑惧，莫敢为陛下尽忠者矣。
宋朝祖宗家法，不以言事而为罪，即便将剑阁烧掉，也不过乃是一个老儒发狂也。范镇做了什么，写了两次周公，这算什么罪名？如果仅是写了两次周公就定罪的话，以后指不准会有指鹿为马的事发生。
书上，不报。
范镇下，得有人来顶缺。
国家大黑窟窿有多大，能达到一年支出达到近两亿四千万缗。要知道庆历战争时最高峰一年国家支出还不足一亿九千万缗。这个黑窟窿巨大的让人无法想像。
后人有人说赵顼与王安石不好，不错，做得太急了，可换谁谁不急？
这是在宋朝，若是在明朝，一年两亿多缗钱的支出，往明朝可怜巴巴的财政上一压，就是神仙嘉靖恐怕也得会急得上吊自杀。
这个黑窟窿是多方位炼成的。
比如执政不作为，造成大肆的浪费，比如偏巧去年水灾，马上今年又有旱灾，比如是赏赐过度，比如说是连续几年老皇帝死了，新皇帝继位，大丧大赐，比如西北正在开战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冗官。
庞籍在世时就开始弥漫了，让庞籍控制下来，并没有增加，但也没有解决。庞籍病后辞职，虽偶尔进中书帮助，终是离开朝堂的。冗官现象在蔓延。据史书记载，京官多了一倍多，州郡县的地方官吏则多了三倍有余。
本来两千多万缗就将官员打发，虽然多出来的官员多不是差官，仅是职官，也要发工资的。再加上赏赐泛滥，现在有可能得要五千万缗或者六千万缗钱才能解决。
还有呢，官多阙少，也就是官员多，可真正的差职很少，怎么办？于是一个个奔竞。也就是走后门。奔竞之下，腐败丛生，官场黑暗。朱熹就客观地说了一句，韩富初来时，要拆洗做过，做不得，出去，及再来，亦只随时了。才开始是好的，但后来全部不行了，实际不行的，不但有富弼与韩琦，还有欧阳修与文彦博。
这几位君子富弼美在德操不失，执政相仿佛，也不好。这几人执政能力到了后来，不要说不及吕夷简庞籍，就连贾昌朝刘洙陈执中之流都远不及之。
郑朗知道这个黑窟窿所在，但认为自己与赵祯合力，打下了一个好底子，情况应当没有史上恶劣。
他有些低估。
因为他隐约地号召，反对声音比史上更大，掣肘了韩琦，使韩琦与欧阳修更不敢作为。真到了无为而治，国家也就糟糕了。真实情况远比他想的还要恶劣。
官员冗到如此地步，也不能使两制空缺，还有一点，两制官员当中赵曙感到王珪能为诏，余者多不称职。其实两制官员中有许多官员，例如司马光与吕公著，可他们虽有能力，皆对赵曙的濮仪案反感，因此赵曙认为不称职。两相结合，赵曙想再选一个性格温和，不算太激进的大臣，一人进入他的法眼，张方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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