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也不对的，不能完全怪韩琦。
陕西本来有三白渠，以前一度自给自足。偏偏韩琦运气不好，财政亏空后将仓粮尽数挪用。
若风调雨顺，西北又没有战争，又能平安度过去。
关健西北有了边事，不得不增加驻军，而陕西这几年辰光一直不好，旱涝不停，百姓自保都为难了，再加上十几万百姓抽成义勇，更耽搁了农事。百姓都缺少粮食，况且兵士。
现在差役皆是要钱的，只能增加厢兵来解决运输危机。
前后原因文彦博未去分析，只知道在韩琦手中不但增加了近十万禁军，又增加了近二十万厢兵。
必裁，但一裁仅是一个安屯费用会达到多少？
若按照郑朗那种裁，一个兵士平均下来，能达到二三百缗。几十万兵士裁下去，国家等着乱吧。
再者就是乡兵，这一块比较乱的，有乡兵，有蕃兵，有义勇，有弓箭手，有壮丁，有南方的所谓土兵，费用最大实效也最大的乃是乡兵，特别是驻边与养马的乡兵，又叫保捷军，饲养战马向西北转移，战马成活率大，也能保证军队有大量良马使用，但费用不低，必须要许多蕃兵与乡兵饲养。但这一块钱帛是省下来的。放在中原饲养，贪污受贿，无形造成饲养成本高，西北也有贪污受贿现象，然而马匹成活率不同，加上这一条，实际成本在下降，并且能使军队有一些好的战马用于作战。比如种谔，史上晋祠谷战役只奸灭了几百名西夏人，此次却扩大了几千人，正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骑兵，使战斗力更强，速度更快。
这一块必须包括南方的土兵，现在让郑朗改了名字，民兵。
仁宗同意，毕竟土兵多少有些卑视之意，从荆湖南路到两广，有四万多民兵，但文彦博未提，因为这三路在发展，经济蒸蒸日上，如今三路两百万户有余，仅是四万几千民兵与五十几营禁兵，压力并不是很大。若想两广变得象江淮那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没有大理与交趾之危，当地若没有驻军，蛮人也会乱的。
而这其中，厢兵又在减少，民兵也有用度，但与厢兵相比，用度少了很多。禁军因为开发，又有屯田之利。实际前后用度相比，两相几乎持平。但得到的却是若大南方越来越好的经济支持。
因此仅提北方。
仁宗最多的时候，河北强壮二十九万人，义勇十九万人，河东强壮十四万四千人，义勇七万七千人。主要是因为契丹想勒索，威胁宋朝导致的结果。陕西保捷最高时八万八千人。
战事停息后，随着裁去，仅保留其中的一部分。
也养不起，就是不养，八十万乡兵耽搁的农事，让人无可想像。
到了英宗时，再度膨胀，陕西保捷十三万人，十万蕃兵，河北义勇十五万人，河东八万人。其中还不包括刚刚被郑朗裁去的十六万义勇。造成什么结果，看看去年的财务报表就知道了。
为了津补北方粮食，花了多少钱从南方运来。甚至一度从岭南调粮过来。也许这些义勇直接用费很少，然而因训练与调动，使得农业不前，一个是粮食自给自足，一个是从南方调粮，前后浪费会有多严重？
况且还有五十多万保丁。
本来保丁政策是不错的，地方上有保丁，能提拨出一些强悍的禁军补充，能协助地方政府防盗捉盗，对于保丁本身来说，仅是农闲时进行冬训，免其税，还有一些补贴。乃是互惠互利之举。但到治平之时，保丁也被破坏。大户人家进入避税，同时官府又动用保丁来做差役，结果一些不该免税的大户逃税，真正需要救济的五等以下户因为劳役又耽搁生产。
军队不但要裁，而且要重新整顿了，否则国家经济紧张不说，百姓也苦之。
与我无关。
治平时西府之权全部让东府侵袭。
书上后，赵顼看了看文彦博一眼，然后又看着郑朗。
其实郑朗以前也说过，说得比文彦博更透彻。也评论得更客观，不是韩琦想这样，是整个吏政败坏造成的结果。韩琦在专权，地方官员不服，许多人不听其调动，大家各干各的，真不行，让俺们退吧。俺们不想当这个官了，省得遗臭千古。韩琦看似大权独掌，实际还没有郑朗眼下二号首相政令管用。
当然，郑朗若不各方面牵就谦让退让，真来一个均贫富，那么还不如韩琦，甚至马上就下台。
韩琦肯定不想有这个结果，但这个结果却产生了。
实际还没有黑下脸，多少想保留最后一份君子的颜面，若象蔡京那样，俺们就是小人，一抹黑到底，又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。
正是因为心底一份良心，不想苛民，不上不下的，就象马英九那样，想两面讨好，最后两面都未讨好，统派不服，独派不满。很客观的评价。
郑朗说过后，才说第二次改革。
不过文彦博提出来，不管他是什么用心，皆是一件好事。
史上赵顼肯定不懂，现在赵顼天天听郑朗讲，还有他用王旦的事说文彦博后，郑朗又进讲，陛下，你那样说不对。王旦非是不进谏，关系那时真宗执政已经堕落，寇准闹都没有成功，况且性格柔弱的王旦。强谏，面对一个不会听的真宗，还有丁谓王钦若等权臣，王旦必会失败，离开朝堂。若王旦离开朝堂，国家政治会更坏。正是因为王旦在朝堂平衡着，真宗晚年虽亲近神仙，国家仍没有出现大麻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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