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晔同时也在思考，如何让同州重新成为大唐的一个州，而非一个独立于朝廷外的藩镇。
但他与大部分官员的意见不同，他并不认为这是将帅忠心不忠心的问题。
便如李茂贞，当他还叫宋文通的时候，还在神策军帐下效力的时候，勇猛作战,数次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，能说那时候的他就不忠心么？可当他出镇凤翔后，迅速脱离朝廷的管控，并反过来侵犯朝廷的权益，较之前任凤翔节度使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再如王建，当年随唐僖宗一行逃难时,他不离不弃，甚至背着小胖子唐僖宗跑了十几里山路,把唐僖宗都感动得落泪，并解下沾有龙泪的衣袍赠送于他。那时候的王建，可说是满朝第一忠臣，可再反观他今日在西川的种种行径……
所以，这并不是人的问题，而是制度上的问题。
也不知道是否是受时代局限，在李晔看来十分浅显的问题，朝野百官，竟少人提及……
如何防范地方藩帅不臣，又如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，李晔早有构思。
早在出征梨园寨途中，张濬质疑授武将为邠宁节度使时，李晔说自有办法，其实他当时就已经想好了对策。
甚至还可以往前推，早在他设置兵马府系统时，便已是在为肢解藩帅权力做准备。
只是到了如今意外得来同州，方有了实施的机会。
在这个时代，一个地方上的权力，大抵可分为行政权、兵权、民权、财权四个方面,节度使统揽了这四个方面的大权，实际上已等同于独立王国，全权处理所有地方事务，不再受朝廷干扰，当然也不会再服从中央朝廷的管控。
实际上，节度使最初只是“节度各路兵马”之意，只掌控地方军权，并不具备独立、与朝廷对抗的资本，可后来因对抗边境外游牧民族、节省转运费用、镇压地方反贼等需要，又陆续加以支度、转运、营田等使职，才最终大权独揽。
所以这仍是制度上的问题。
乃至于今，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惯性。
某人出任某地节度使，便默认此人享有该地所有权力。
非独节度使如此，便是某地防御使，或观察使，或某州刺史，由于制度惯性的原因，也都默认他们这些地方长官享有地方上的所有权力。
因而,要想打破这种惯性,将这些权力重新拆分开来，分置于不同人之手，就必须得新设置官署、官职，并明确限定这些新官职的权限，以此来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惯性——一种地方各项权力分置、再统归于朝廷的新惯性。
这也是李晔当初为何要费力设置兵马府，并明确限定兵马府只掌兵事的原因之一。
其实便就是在为日后拆分地方权力所准备。
而且兵马府这个称谓好就好在它的直白，一看名称便知，就是为掌控兵马而设，不像节度使、防御使、观察使等一类的官职名，于权力限定上含糊不清，最终也导致了权力分界上的混淆。
在李晔的构想中，兵马府只掌地方兵权，余下行政、民、财三权。由于如今身处乱世，地方上兵权的重要性大于一切，也必然会导致掌控兵权的武将权限过重，因而余下这三权不宜再拆分，宜归于同一官职名下，方可与兵马府制衡。
同样不宜使用刺史这个在当世已权力界限含糊的官职名。
也不宜重新使用太守这个官职名来统领行政、民、财三权，因为历史上的汉魏时期，太守这个职务的权力也曾滥用过，不得不警惕。
前后一想，李晔决定效法“后人”，提前把北宋太祖用过的“知州”这个官名拿来一用。
制度架构上考虑周全后，接下来便是物色人选。
人选同样重要。
毕竟在这个“人治”的时代，再好的制度，若没能选派合适的人去执行，最终也只能沦为摆设……
同州兵马府都帅一职，李晔决定授予顺义军知兵马使邓筠。
首先李晔不会考虑禁军六军都指挥使。
这六人各领一军，又出于保持禁军战斗力的考虑，不宜过多限制，实际上六人在各军中已有自己成形的班底，若将他们放出外地独领一州兵权，在眼下这个局面下，李晔其实并不放心。而将这六人放在京城内，结合目前正推行的轮戍制和阅兵制，也更有利于六支禁军战力的持续提升。
而要放一人去独领一州军事，在现有制度框架下，还得授予兵马府都帅一职，若职务太低也无法服众。
其实排除掉六位都指挥使，也只有邓筠最合适了。
李晔决定派邓筠前去，另有一重考虑，邓筠也是讲武堂学员。
李晔兴办讲武堂，在军中宣传忠义为将帅的首要标准，若不对讲武堂学员予以重用，又如何能达到这一目的？
邓筠为顺义军知兵马使，实际为顺义军内二号人物，按理说不在讲武堂学员招收标准内，可他见军中大多将校都不愿去讲武堂，又知这是天子钦点的学堂，若无人应征岂不是尴尬了天子，便主动报名参加。加之他年岁不满三十，也算是青壮武将，崔安潜自然也没了拒绝的理由。
邓筠入讲武堂后，其实表现一般。
他是典型的豪爽武夫性格，哪受得了酸士们的唠唠叨叨，居然还要让他重新识字？这不是在开玩笑么，他邓筠只会舞枪弄棒，识得那些方块字用来做甚？况且他那双大环眼，也干不了识字的细活，照他看来，所有方块字都长得一个模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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