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夫之第二天一早，就收到了朝中大员亲自送来“摄政王手谕”，要他组织一批人对昨夜秦王府发生的“农妇案”一事进行宣传，为全面展开反腐运动打造声势！
孙可望可谓是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了，做事必“师出有名”，而且高举“为国为民”的大旗，满嘴仁义道德,个人声望也由此与日俱进！
如果只看他说了什么，不看他做了什么，设立了什么制度，孙可望绝对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仁义之君！
现在朝中的异党和几个典型贪官都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，各个重要部门也已经完成了一轮反腐和重要官员的补充，全部都是孙可望提拔上去的人，他自然要趁此机会，更进一步，对基层进行全面的整顿。
不过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，这次反腐运动，各个案件的审判，真真切切是按着“大明律”来的，孙可望并没有过多插手，反而是训斥了那些妄图揣测他的意思，随意加罪减罪的大臣，大理寺官员更是直接被裁撤了四人。
孙可望自然知道运用特务机构，凌驾于法律之上，打击异党，处理贪官，效率会高得多，也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可对于政治体制转型而言，终究是弊远大于利的。
这片土地上的人治色彩太过厚重,已经严重限制文明的进一步发展。君权的极度扩张，更是使得法治永远都是一个笑话。
强如朱元璋,可谓是封建帝王里面，数一数二的开国皇帝了，原本企图以“大诰”，“大明律”治国，但又设置了锦衣卫这一机构，以便于自己打击大臣勋贵，巩固统治。
最终，经过朱元璋的以身作则，证明了“大明律”就是个屁之后，大明的所谓“法治”，也直接断送在了这位朱明王朝的创始人手里！
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所谓的“大诰”，“大明律”，也只不过是适用于百姓罢了，朱家子孙，大臣勋贵自然另有一套法则，朱元璋也从来没觉得自己应该受到“大明律”的制约。
不过,孙可望和朱元璋不一样,他不能，也没有必要那么做，朝中的这些人根基都不够深，大西-永历复合政权的核心权力在军队里，军法队自然会特事特办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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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说，任何的改革和转型，都是充满矛盾的，有的地方能改，有的地方不能改，有的地方得先改，有的地方得后改，其中的尺度，便是所谓的“政治智慧”了！
而朝中的那些人精，很快就嗅到了孙可望的意图，心中欢喜万分，一个个都开始研究大明律去了！
要知道，比起把性命交给一个高高在上的人，生死只看对方的喜怒哀乐，把性命身家交给律法，明显安全得多！
而这在一定程度上，也使得孙可望的这个小朝廷更加稳固了，大臣做事也不再那么畏手畏脚，生怕上面一个不高兴就能找借口撤了自己的官！
王夫之看了孙可望的“手谕”之后，随即叫来了孙可望的心腹，翰林院编修兼岳麓书院副院长方于宣，以及好几个岳麓书院的同僚，准备开始筹划此事。
现如今的岳麓书院已然成了永历-大西复合政权的人才集散地，不仅仅是为参加科举的考生提供学习安身的地方，更是在孙可望的要求下，开始按照教学性质，有了固定的工匠速成学堂，军官学堂，士兵学堂......同时，除了四书五经，大明律以外，还专门开设了农科，算数，工程，审计，冶炼等等新科目。
当然，这些都只是在孙可望的授意下，从军中民间，传教士中挑选了一些人才，在小范围地进行实验，尚未大规模推广，但一个培育各类新型人才，汇聚了全国精英的教育机构雏形，已然出现。
孙可望除了在这个时代首创了某些科目，给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容提要以外，并没有过多干涉科目内容设置的事情，他将大部分新开的科目都纳入了“新科举”中，并放低了录取门槛，以此作为学子研究创新的最大激励。
当然，若是工匠，农科，算数，审计之类，学堂的教育模式和后世的职业学院没什么区别，只是速度快了许多，几个月就能培养一个合格的新工匠。
而且，学堂速成之后，只要合格，每一个工匠都会有人对接，直接安排进厂，成为一名月入二两银子，一石粮食，享受住房，子女教育福利的光荣“大明工人”。
在大西-永历复合政权，军户，匠户都不再是贱籍，而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特权阶级，一个始终坚定维护孙可望统治的基本盘！
在如此这般就业福利与政策的双管齐下，使得不少出身贫寒，头脑灵活，又能吃苦的人都趋之若鹜！
孙可望相信，只要工匠有尊严，有地位，有高薪，各级官员的特权和贪腐得到遏制，很多所谓的歧视链很快就会消失。
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一定是钱不够，他要的只是尽可能地搞更多的钱，推进整个体系，乃至整个文明的转型。
当然了，岳麓书院这么重要的机构，完全交给王夫之，孙可望并不是非常放心，所以他把方于宣调了过来，帮助王夫之管理书院，并确保书院永远忠于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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