铅山祝氏，不比铅山费氏逊色多少，只是祖上没出什么名臣而已。
祝氏祖宅位于石塘镇，什么时候搬来的，已经无法考证了。但是，石塘祝氏的族谱，请来两位名人作序，一个是朱熹，一个是辛弃疾。
石塘祝氏，分出五个大宗，又分出无数小宗，子孙遍布铅山县六个乡镇。
他们掌控制造连四纸的顶尖技术，与迁到石塘镇的费氏宗支联姻。又与许多商人联姻，结成一个“祝氏商帮”，已将商业影响力扩散到福建。
但很奇怪，这个经营造纸业数百年的家族，并没有积极创办书院，只是陆续建了几个私塾而已。
而且，还没有专门的家族藏书楼。
他们似乎更喜欢做生意，子孙能考上秀才就行，若考取举人就更值得庆祝。有了功名，然后买官……
“端止兄，小弟……小弟……唉！”陈立德满脸悲痛。
祝守正好笑道：“在费家受气了？”
陈立德拿出一本《鹅湖旬刊》：“端止兄请过目。”
“格位论？”
祝守正仔细阅读一遍，顿时赞道：“此论甚好，可称雄文也！”
祝家出的士子很多，可进士、举人却没几个。他们更喜欢经商，而商人则需要“人格平等”，赵瀚提出“格位论”，可以说正中祝家的下怀。
陈立德急道：“端止兄，你可知此文是谁所写？”
祝守正说道：“自是出自名家大儒之手。”
“这是一个十四岁家奴写的！”陈立德痛心疾首道。
“十四岁的家奴，就能有这般见解？”祝守正吃惊不已，问道，“费氏的家奴？”
陈立德拍案说：“可不正是费氏家奴！”
祝守正顿时冷笑：“这费氏啊，守着河口镇那块宝地，自己也是靠做生意起家，偏偏就不好好做生意。祖上出了几个名臣，还想着一直出名臣？本家子弟考不上，就资助同乡士子，现在居然连家奴都弄去读书。”
“他们想做官想疯了！”陈立德连连附和。
祝家和费家，虽然多次联姻，但两族矛盾越来越大。
一是抢生意，二是争田产，没直接打起来，已经算彼此克制。
陈立德又说：“这个家奴，听闻是北方流民，被那费映环带回铅山。家奴就家奴，竟还落了户籍，以义子身份科举，岂非滑天下之大稽？”
祝守正讥笑道：“简直败坏费氏门风。”
陈立德继续说：“这个家奴，受了费氏如此恩遇，竟不老老实实读书。写文章宣扬格位论，他是想做什么？无非记着家奴出身，想真正做主人呢。”
祝守正点头道：“确实如此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”
陈立德还在继续上眼药：“含珠书院的山长费元禄，非但不阻止，反而为其举行辩会。我怎看得下去？就出头与之辩论。谁知那厮牙尖嘴利，断章取义，歪曲圣贤。费元禄又偏帮于他，我这堂堂的经馆先生，竟被一个童生驳倒了。”
“哈哈哈哈！”
祝守正幸灾乐祸，指着陈立德说：“贤弟啊，你怕是面子丢大了。我就说嘛，好好的含珠书院经师不做，跑来我这石塘镇做私塾蒙师，原来是没脸在河口镇待下去了。”
陈立德苦着脸说：“端止兄，你我相识数十年，又何必如此奚落？”
祝守正再次阅读《格位论》，说道：“不论如何，这篇文章写得不错，道理也讲得很明白。”
陈立德急道：“端止兄，此乃乱国乱家之文也！”
“何来此说？”祝守正不解道。
陈立德解释道：“石塘镇数万造纸工匠，有一半都是祝家雇奴。石塘镇无数田亩，至少六成是祝家产业。若格位论传播至此，那些雇奴、佃奴心里怎想？他们会觉得，自己也不低贱。既然不低贱，会不会造反闹事？”
祝守正愕然。
陈立德继续说道：“我可听说，石塘镇的造纸匠，无理都要闹几番。若格位论通行于世，他们再闹事就更有理了！”
祝家主营造纸业，最怕的就是工人闹事，平均两三年就要罢工一次。
特别是几道核心造纸程序，工匠们一个个都精贵得很，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培养出来的。
别的家奴若敢胡闹，直接打死埋了便可。
这些工匠罢工，祝家真舍不得打。别说打死，就是打坏了，那也等于把自家银子往水里扔。
祝守正再看《格位论》，顿觉不堪入目，低语道：“果然是乱国乱家之文。”
陈立德说：“须趁着传播不广，赶紧将那家奴踩翻在地！”
“可费家的家奴，我又怎管得了？”祝守正眉头紧皱。
陈立德笑道：“鹅湖费氏的户帖，在那费元祎的手中。铅山费氏的族长费元真，又跟含珠书院的山长费元禄矛盾重重。只要说服费元真、费元祎，就可将那家奴从黄册除名！到那个时候，童生做不成了，一个家奴写的文章，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户籍黄册，分为两份。
“户帖”由百姓自己保管，可以理解为户口本。
“户籍”留存于官府，是统计人口、征收赋役的依据。
最初，任何户口、土地变更，都要层层上报到户部，户部盖章又传下来方可生效。
人口一多，这就不具备操作性了。
到明中期，权力被迫下放到州县，知县、知州盖章就能搞定。
费元祎跟儿媳娄氏闹矛盾，一直藏着个大杀器没用，那就是手中掌握的户帖。他想抹掉“费瀚”这名字，可谓轻轻松松，也就跟知县吃顿饭的事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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