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农业学大寨时，生产队人口达到120人，人均5分土地，种的粮食除向国家上缴公粮后，余下的粮食按工分折算分粮食。
我们家人口多，出劳力的少，吃长饭的多，挣得的工分少，分得的粮食就更少。
遇到了每年的二、三月早断炊了。
对断炊的农户家，公社，大队有一条规定，缺粮困难户可以提前向生产队申请借粮食吃，次年分配时从中扣除，这样循环运行，我们家成了当地有名的超支户。
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，种田人借粮食吃，一年复一年，饿着肚子种田，只有中国的农民守本份。
当时的农村，从上到下把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叫得满天响，结果还是靠天吃饭。
挣工分，出工不出力，磨洋工，弄虚作假成为一种人的智慧。
生产队长，会计，记工员，财务保管员同流合污，为了多挣工分做假很有办法。
在农忙收割时，收割一亩田的谷子需要估计工分值多少，插一亩田的秧苗工分值多少，由他们决定后，劳动轻松的农活反而工分高，劳动繁重的农活反而工分底。
前者是高工分理所当然归他们干，我们年龄小，累的时间长，都是干一样的活还不能同工同酬。
明显不公平，也只好忍气吞声。
一挑水粪2角钱，浓度要求在20度，用粪度表测浓度计算报酬。
为了增加水粪的浓度，大人们开始进偷粪，专掏厕所里的干大便，挑回生产队后背着人再用河水勾兑，这样从一挑变成了十几挑，可以挣得2元钱。
而我们因年小体弱，也学着大人样，淩晨2点起床进城去偷水粪，不知道有其中有奥秘，一次一挑，担子压在肩上，腿肚子打闪闪，两眼直冒金星，也只能挣得2角钱的工分，耐心等待着年底决算。
1968年，生产队按劳动日计算报酬：100个工分折合7角人民币。
年初，生产队长发给每个社员一本《记工证》，由记工员按照《记工证》填上当天出工应得的工分。
年底，再按全年累计工分折算出应得的全年劳动报酬，参加年终分配。那时的工分就是一个人的劳动报酬和赖以生存的基础。
因而流传着“工分，工分，社员命根”的民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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