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的记忆当中，父母亲是最伟大的，他们养育了我们，付出了许多汗水和艰幸，替人背过黑锅。
明知家中缺劳动力确仼然支持儿子们去保家卫国。
大哥当兵走后，我们都比较小，亲眼看见母亲一到深夜就座在煤油灯旁悄悄流泪，也不知为什么。
后来才知道母亲是思念我的大哥，也因我们几子妹都小劳力单薄，父母亲承担了全家沉重的生活负担，母亲不愿在外面流露出来，怕影响我们健康成长。
父亲读过私熟有点文化，忠厚老实，心地特别善良。
在生产队里派活的时代，因为父亲听话、能干、活又干得好，最重、最难、最脏、最累的往往都由他一肩挑。
那时候，父亲也是生产队里挣工分最多的，靠工分分东西时，我们家总是分得最多。
父亲是生产队里唯一的秧水管理员，负责对130多亩稻田里的秧苗放水，起早贪黑地杠起锄头在田坝里观测放水时机。
插秧的田里水要放得适度，水的深浅度要观察，水位不能超过秧苗根经一寸，否则水将秧苗泡坏，前功尽弃。
在夏天，更多次，我看到父亲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扛着锄头，沿着一块田又一块田的走着，不时弯下腰来用锄头在田边挖一挖，放水、堵水，把脸晒得通红。
那个缺吃少穿的岁月，父亲总爱戴着那顶汗渍渍的草帽，穿在脚上的那双草鞋一直到破得不能使用为止。
1964年，在大哥当兵走后的笫二年，母亲因此生病住进专区医院，需要营养。
那个季节正是插秧，庄稼人最忙的时候，父亲在小水沟里放水，捉到五六条小渔养在盆子里，夜晚一回家，赶忙给母亲熬成汤送去，然后连夜回到家没座一下，就扛起锄头，提着马灯直奔田里去看秧水了。
父亲老实忠厚，也替人背过黑锅，别人欺骗了他，自已还信以为真。
1968年，父亲被老乡们推举生产队的职粮食保管员，掌管生产队管粮的“大臣”，父亲悬挂在腰间的仓库钥匙挺拔起身形“公家东西莫沾”，就如同关公手中的那柄青龙偃月刀，斩断了邪恶的物欲流毒，守护着我家的高贵和纯洁。
春分到了，是播种的季节，而存放在库房里200百多斤黄豆种子不明不白地少了一百多斤。
此事惊动了公社领导、大队领导、生产队长、治保组长，一起查看了被盗现场。
保管室门窗完好，室內看不出有被偷的迹象。
父亲凭良心说话没有私自动一粒黄豆，那黄豆被谁偷了，还是被老鼠吃了，留下一个等下回分解的谜。
若干年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家乡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，城乡差别渐渐在缩小。
1984年原来的生产队农村户口全部农转非，农民终于脱掉祖祖代代的农皮。
年轻人不种粮食当工人了，年老的由国家供养起来闲着无事，经常聚在一起爱摆摆已过去事情，从中解开了黄豆种子被偷的经过。
原来是这样的：一位姓殷的女农户住处与保管室仅一墙相隔，墙的左方为私人住宅，墙的右方为生产队的粮食保管室。
在当时们的农村建房，最流行的是建省力、省料的竹篱巴墙，墙壁二米以下为土墙，上半部用竹快编扎好，用黄泥巴和剁成一寸长的稻草节加水绞拌合成后，在竹快上抹上一层厚稀泥，就成为竹篱巴墙。
久而久之，泥巴脱落，墙上就留下一个巴掌大的洞。
她家也不富裕，又喂养了两只母猪，母猪每年会生三窝猪仔，母猪下仔后每天必须喂黄豆催奶，猪的食量大，又缺钱买。
由此心声一计，就在墙壁的洞口打起了小九九，就地取材。
拿上一个瓢，绑在一根长竹扞上，再用一个木梯子搭上墙爬上去，
手握竹杆伸向围蓆中的黄豆，一次只偷一小瓢，不被人发现，一年下来二百多斤的黄豆种子就这样被她个人占有了。
父亲当了多年的粮食保管员始终忠于职守，从未利用工作之便，给家里带回一粒米，一颗花生，更不用说一颗黄豆。
他老人家为此事蒙受了委曲几十年，也不去找人论理讨公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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