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自严在大的政策方向没什么见识，谈不上多高的能力，不过处理繁杂琐碎的冗务还是可以的，就让他当董应举的下手。
朱由检之所以重用董应举，还是看中他在天启时期有实际从事屯田的经验，对田地管理和实际产量有真切认识。后来又经办铸钱事务，虽然因为人事关系，半途而废
粮食问题还是这个时期内重之又重的关键。
商业税可以加上去，让朝廷增加很多银钱收入，但如果粮食产量不能有充分保障。
遇到连年大灾，无法调运足够的粮食赈灾，无法保证军队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。
那收上来银子再多也没用。
在前几次的会见中，董应举也已经向朱由检详细汇报了他在天启时期屯田的情况。
当时他奉旨屯田，结果因为找不到多少荒地，主要变成了买地屯田，再加少部分人捐助。
一共屯田十八万三千多亩，买来的田为十二万两千多亩，用银近六千两。接受捐赠的田为一万四千多亩，其中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就捐献了七千多亩，占据近一半。开荒得来的田为四万七千多亩。
董应举说当时屯田，几乎没有人肯捐助田地，田尔耕则能慷慨捐田，田尔耕虽是阉党，却也不能说全无奉公之心。
朱由检为此特地赦免了田尔耕死罪，让其先回家反省。
他心中想法是田尔耕这样的人或许将来也可以用。
此举当然招来一些东林系官员的奏疏攻击，不过由于一些倔强到底的硬骨头都被发配充军了，也没掀起太大风浪。
说回正题，按董应举的数字，买来的田占据屯田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七之多。
董应举愤愤说。
他原本的想法是既然国家下令屯田，那地方上其实有许多闲置不缴纳赋税的田地，地方官自然应该响应国家号召，把这些地献出来给国家屯田用。
谁知这些地方官都不肯提供土地。
他不买田，就没办法屯田，不得已之下才只能买田。
但那些肥沃的，已经开发的好田，价格太高，靠朝廷提供的那点经费买不了多少。
所以买来的田多是最下等的贫瘠荒田
本来屯田是为了安插辽民，结果辽民又都不肯种田，他又只得雇佣佃农来种。
补贴上种子、耕牛，工食钱。
靠近水边的水田，还要另外雇人开河治闸。
在屯种地方还要建造相应的农房、仓场、行台、屯官的官署住宅。
屯田时还被地方官各种刁难
从地方上买来田地还有仓库，结果会地方官说成是投献，将相关人员杖责。
在经历两年屯田波折后，屯田的成本收益情况却还不错，只是屯田规模实在太小，所得有限。
董应举说在天启三年和天启四年这两年中，花费屯田的本钱是两万六千多两，得到的收益折银六万四千两。对应的实际粮食收获是每年三万数千石粮食
而这个收益是国家和佃农按照三七分成的比例分配之后的结果。
也就是国家获得收成的百分之三十，佃农获取收成的百分之七十。
这笔钱扣去成本后是三万八千两，每年一万九千两。
在缴纳赋税和差役杂项后，还有盈余用以养辽人，输送给朝廷。
而且越往后，屯田成本就会越降低，利润会越高。
如果按照董应举这个北方下等瘠田，三七分成的屯田收入，当成是粮食税收。
按照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的万历三十年的耕地面积数是1226万4291顷
一顷是一百亩，也就是明代耕地面积有12亿2千6百多万亩。
就算后面损失掉一些，减少三亿多亩，算成九亿亩，是十八万亩的五千倍，
如果朝廷按照百分之三十的比率收税，那每年从农田上可以获得一亿两左右的白银。
实际上南方的亩产量远远高于北方，种植经济作物的亩产收益又远高于粮食，这个收入的是大大低估了真实可能的收入。
如果按粮食计算，朝廷至少可以征收到一点五亿石的粮食，可以养五千万人。
拿出两千万石，来供应两百万的大军，都是绰绰有余。
这才是符合明朝这样幅员和人口的大国应有的水平。
没道理将近两千年前战国时期秦赵等国加起来，已经可以供应百万数量级别供应充分的大军，到了明代反而不行。
实际上董应举屯田因为是按照北方最差的田地来算，一亩田只有九分之五石的粮食收成，这已经是差到无可再差。
朱由检知道按照后世学者的估计，明代亩产，南方平均为每亩四石粮食左右，最高的广东可以亩产原粮十石左右，北方平均亩产原粮两石左右。
按照真实的各地亩产平均征收粮食，就算按下限最低的估算，就算全国平均亩产加工后的粮米为一石。
朝廷也至少可以征收到二点七亿石粮食，可以供养近九千万人。
就算出现五分之一国土面积同时受灾，颗粒无收，还可以征收到将近二点二亿石粮，养七千两百多万人。
按总人口三亿算，算五分之一都受灾，朝廷救济加民间捐助，也足够救济六千万灾民，还有多余供养军队的。
真实情况，灾害规模也不会达到这么夸张的程度。
按照明代的农业生产力，即便农业税真能落实到十分之一的水平，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争也是可以过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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